历代贡茶
唐代之前，隋时就有僧人献茶於帝王者，明代顾元庆《茶谱》引述：“隋（公元 580～618年）文帝病脑痛，僧人告以煮茗作药，服之果效。”说的是隋炀帝杨厂在江都（现江苏扬州）生病，浙江天台山智藏和尚，为了向这位帝王讨宠，曾携带天台茶到江都替他治病，得茶而治之后，推动了社会饮茶的兴起。
到了唐朝开元中（公元713～740年），泰山灵岩寺僧人坐禅，昼夜不眠，又不夕食，皆许其饮茶。从此转相仿效，遂成风俗，从山东、河北的部分地区，直至首都长安，“茶道大行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。”（封演《封氏闻见记》）。很多文学家、诗人，饮茶作诗，以示风雅。因此，唐代贡茶的兴起，与当时社会饮茶风俗的普及，帝王将相及文人雅士经常举办茶宴、茶会等有关。
唐之初仍以征收各地名产茶叶作贡品，一些贪图名位、求官谋职之土，阿谀奉承，投其所好，将某些地方品质特异的茶叶贡献皇室，以求升官发财。随着皇室、官吏饮茶范围的扩大，逐感这种土贡形式越来越不能满足需求，于是官营督造专门生产贡茶的贡茶院（贡焙）就产生了。唐朝最著名的贡茶院设在湖州长兴和常州义兴（现宜兴）交界的顾渚山，每年役工数万人，采制贡茶“顾渚紫笋”。据《长兴县志》载，顾渚贡茶院建于唐代宗大历五年（公元770年），至明朝洪武八年（公元1375年），兴盛之期历时长达605年。在唐朝，产制规模之大，“役工三万人”，“工
匠千余人”。制茶工场有“三十间”，烘焙工场“百余所”，每岁朝廷要花“千金”之费生产万串以上（每串1斤）贡茶，专供皇室王公权贵享用。宋代蔡宽夫《诗话》述：“湖州紫笋茶出顾渚，在常湖（常州和湖州）二郡之间，以其萌茁紫而似笋也。每岁入贡，以清明日到，先荐宗庙，后赐近臣。”
每年初春时节清明之前，贡焙新茶——“顾渚紫笋”制成后，快马专程直送京都长安，呈献皇上。茶到之时，宫廷中一片欢腾，唐代吴兴太守张文规的《湖州焙贡新茶》诗，就写下了此情此景，诗云：“凤辇寻春半醉回，仙娥进水御帘开，牡丹花笑金钿动，传奏吴兴紫笋来。”说的是帝王乘车去寻春，喝得半醉方回宫，这时宫女手捧香茗，从御门外进来，那牡丹花般的脸上露着笑容，启口传奏新到紫笋贡茶来了。这首诗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帝王的荒淫生活。《元和郡县图志》记载：“贞元（唐德宗公元785～804年）以后，每岁以进奉顾渚山紫笋茶，投工三万余人，累月方毕”，可见当时采制贡茶耗费人力财力的浩繁。
唐代诗人袁高曾写有一首长诗《焙贡顾渚茶》，又名《茶山诗》，反映了顾渚紫笋贡茶采制役工的艰辛和对此表示的愤慨。袁高，字公颐，唐建中年间，拜京畿视察使，后坐累，贬韶州刺史，复拜给事中。唐宪宗时，官为礼部尚书。在唐德宗建中二年（公元781年），袁高担任督造紫笋贡茶的湖州刺史。《茶山诗》云：“……动辄千金费，日使万民贫。我来顾渚源，得与茶事亲。甿辍耕农耒，采掇实辛苦。……阴冷芽末动，使曹牒已频。心争造化功，走挺糜鹿均，选纳无昼夜，捣声昏继晨。……”从《茶山诗》可看出袁高对顾渚山农工蒙受贡茶之苦，深表同情和义愤。当时袁高将他的《茶山诗》随贡茶一并献给皇帝，这对后来的“减贡”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。据《西吴里语》记载：“袁高刺郡，进（茶）三千六百串，并诗一章。”《石柱记笺释》补充说：“自袁高以诗进规，遂为贡茶轻者之始。”
唐宣宗大中十年（公元856年）曾当过进士的李郢，有一首长诗《茶山贡焙歌》，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顾渚贡茶给当地民工带来的疾苦。诗云：“……春风三月贡茶时，尽逐红挂到山里。焙中清晓朱门开，筐箱渐见新芽来。凌烟触露不停采，官家赤印连帖摧，朝饥暮匍谁兴哀。喧阗竞纳不盈掬，一时一饷还成堆。蒸之馥之香胜梅，研膏架动声如雷。茶放拜表贡天子，万人争敢春山摧。驿骑鞭声砉流电，半夜驱夫谁复见？十日五程路四千，到时须及清明宴。……”唐《国史补》记载：“长兴贡，限清明日到京，谓之急程茶。”贡茶限“清明”日到京，才能赶上宫廷的清明宴。从长兴顾渚到京都长安行程三四千里，日夜兼程，快马加鞭，十日赶到，所以称之“急程茶”。而修贡的太守在茶山却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，每年春季制造贡茶时，湖常两州刺史，首先祭金沙泉的茶神，最后于太湖中浮游画舫十几艘，山上立旗张幕，携官妓大宴，饮酒作乐，正如刘禹锡诗云：“何处人间似仙境，青山携妓采茶时。”如此鲜明的对比，足见贡茶制度的腐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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